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 北京報道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我國具有“產業體系完備的供給優勢”，同時“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國際循環存在干擾”，“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

3月13日，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校友學院發展基金講席教授盧鋒在北大國發院舉辦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上表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并非全新的問題，但新一輪國內產能過剩與跨國產能過剩關聯度較高，且針對產能過剩的國際協調機制部分失效，增加了外部經貿環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盧鋒認為，根據初步觀察，石化原材料、部分芯片、汽車、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等部門出現產能過剩的現實或風險。以上述五個部門為例，盧鋒分析認為，新一輪產能過剩有兩大特點：第一，產業重要性提升；第二，較高可貿易程度與全球性特點。

首先，不同于棉紡、家電等傳統行業，這些行業的技術和資金密集度較高，甚至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完全屬于新興先進行業，市場規模體量更大，涉及幾千億美元甚至過萬億美元市場規模。汽車等行業屬于發達國家的原有支柱產業，產能過剩影響更大。這些都是從來沒有的現象。

其次，與水泥、焦炭、電石等早先過剩行業不同，這些部門產品的單位物理量價值較高，因而與國際貿易關聯度較高。汽車、芯片產品內分工程度較高，是全球供應鏈代表性行業，一旦出現產能過剩，在國際經貿領域引起的擾動“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哪些因素造成了此輪產能過剩？盧鋒說，首先，這與疫情大流行造成的沖擊有關。疫情期間的供不應求誘使大規模投資，投資在疫情后形成產能時尋求常態回歸，二者結合產生供大于求和產能過剩的矛盾。其次，我國近年來制造業升級，產能擴張較快，有的行業呈現爆發式增長，但同時，需求增長整體偏弱，“供強需弱”格局不利于充分吸收國內產能，特別是貨物貿易的順差快速增長。

盧鋒強調，常規產能過剩協調機制部分失靈也助推了本輪全球產能過剩。原本，一個經濟體在較高效率部門產能增長，在跨國市場機制作用下自發抑制和置換其他國家低效產能，避免全球產能過度失衡或崩潰。近年來，大國競爭與地緣經濟關系變化，推動各國同時借助產業政策謀求進口替代，導致原先的協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失效。

此外，美西方的打壓中國產業和貿易，從芯片到新能源汽車投資，鼓勵通過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C+1等方針在本國、鄰國或盟國擴張產能，加大了產能過剩壓力，并使得原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承壓。

接下來，美國可能對中國采取哪些行動？對此，盧鋒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下一步，如果美國要在產能過剩問題上刁難中國的話，美國可能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比如，鼓動取消對華最惠國待遇、更新美加墨貿易協定、進一步提高對中國制造的貿易壁壘等。

“我去年年底寫過文章，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在第三國直接投資繞過美國對中國設置的貿易壁壘，因為這樣再出口就不能被看作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而應該是第三國對美國的出口。但下一步，如果美西方對產能過剩有了更加極端的觀點，會不會對中國在第三國的直接投資也采取一些超出常理的限制？我覺得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盧鋒對21記者說道。

盧鋒認為，新一輪產能過剩對我國外部經貿環境造成了一系列影響。比如，美國已經提出了對中國產能過剩的關切，未來可能在WTO、G20上繼續提出這個議題。第二，歐盟已經提出對我國新能源汽車進行反補貼調查，后續會不會有其他國家效仿值得關注。第三，在美國大選之年，我國產能過剩的議題可能被美國政客渲染和炒作。

在上述背景下，盡快化解新一輪產能過剩意義重大。對此，盧鋒建議，首先，要通過積極宏觀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在鞏固提升我國供給優勢的同時著力提振內需；第二，深化改革優化完善中長期收入分配政策，通過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在根本上提振消費需求；第三，針對外部環境不利變化，通過內部深層改革提振市場主體信心，跟前面兩方面的政策一起，讓穩定國際收支和匯率保持穩定，調節實際匯率走低及其不利影響；最后，通過調整內外政策穩定大國關系，同時在多邊經貿、金融、發展機構及G20合作平臺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通過國際合作建設性地應對新一輪的產能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