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吳斌 上海報道 美國醞釀中的對等關稅“山雨欲來”。當地時間3月18日，美國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將于4月2日向貿易伙伴提出一個反映其自身稅率、非關稅貿易壁壘、匯率做法與其他因素的對等關稅數字，但可以進行協商來避免“關稅墻”。
但相對于主要貿易伙伴，美國經濟受到的沖擊可能更大。瑞銀的模型顯示，如果特朗普對所有貿易伙伴征收25%的關稅，歐盟經濟或放緩0.53個百分點，日本放緩0.6個百分點，墨西哥和加拿大放緩3.2~3.4個百分點。如果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全面報復，美國自身GDP將遭受數倍于貿易伙伴的負面沖擊。
與此呼應的是，經合組織（OECD）在本周發布的《中期經濟展望》報告中也表示，由于特朗普提議的進口關稅對經濟增長構成壓力，美國GDP增長率將在2025年和2026年分別降至2.2%和1.6%，低于此前預測的2.4%和2.1%。
美國經濟的陰霾已經加深。在特朗普關稅措施存在不確定性之際，經濟學家紛紛警告美國經濟衰退的風險正在上升，甚至貝森特也沒有排除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未來唯一確定的便是不確定性本身，對等關稅會在多大程度上落地仍不明朗，前路迷霧重重。
美國財長預告對等關稅
對于即將到來的對等關稅，貝森特表示，“除非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相等，或者美國的關稅較高，否則關稅將會生效。”
諷刺的是，貝森特還坦言，特朗普的“對等關稅”實際上并不“對等”，可能遠遠超出與其他國家對美國商品征收的進口稅相匹配的范圍。
在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看來，對等關稅面向美國所有貿易伙伴，具有普遍性。綜合考慮增值稅和關稅后，對等關稅主要影響的地區有印度、土耳其、歐盟、韓國、英國等，美國盟友雖占多數，但站在美國整體的稅收戰略來看，對盟友關稅的可談判性可能低于外界預期。
短期內，對等關稅或帶來直接的負面效應，導致美國平均關稅稅率上升8至16個百分點。趙偉預計對等關稅的執行可能分為三種情形：情形一，僅對印度、歐盟等部分重點國家實行關稅對等，或導致美國平均關稅稅率上升8.2個百分點至10.4%；情形二，為全面對等，可能導致美國平均關稅稅率提高9.8個百分點至12%；情形三，在全面對等的基礎上，對部分國家加征60%關稅，或導致美國平均關稅上升至19%。
除了口頭上的重振美國制造業，特朗普的關稅或許也有繞過美聯儲實現財政貶值的考量。趙偉認為美國稅收戰略或分三步走實施：先關稅，再減稅，最后邊境調節稅。邊境調節稅實施難度較大，但即使無法達成，僅依賴關稅與減稅，也能實現財政貶值，部分達成美元實際匯率貶值效果。
不確定性籠罩
在對等關稅生效之前，一切都未成定數。雖然擬議的對等關稅將于4月2日宣布，但仍可能會推遲實施，給予時間進行談判。
“我樂觀認為4月2日一些關稅可能不會繼續征收，因為已經預先談妥了協議，或者各國一旦收到對等關稅數字，就會立即與我們聯系，希望協商降低關稅。”貝森特說。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前路迷霧重重。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EC）主席凱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坦言，很顯然，從現在到4月2日，會有一些不確定性。
關稅何時征收、適用于哪些商品以及關稅稅率將有多高，特朗普在這些問題上總是反復無常。OECD警告稱，如果宣布的貿易政策行動持續下去，將對全球活動、收入和常規稅收收入構成拖累，還會增加貿易成本，提高消費者進口最終商品和企業中間投入品的價格。
許多美國企業一度以為關稅只是特朗普的談判籌碼，但實際上，特朗普也在一定程度上將關稅視為目的本身，企圖通過這種單邊主義手段重塑美國的經濟地位。美國企業正迅速重新評估此前對特朗普2.0的樂觀預期，適應新的貿易政策環境。
一些美國企業已經警告關稅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后果。特斯拉日前致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警告高額關稅將損害美國公司。特斯拉表示，過高的關稅將推高美國必要進口商品的成本。貿易爭端還將面臨報復性措施，造成美國出口電動汽車的關稅增加，美國出口商必然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特斯拉認為，即使積極推進供應鏈本地化，“某些零部件在美國境內采購仍然困難或不可能”。
此外，沃爾瑪、塔吉特等零售巨頭在最近的財報電話會議上都預測，由于關稅政策導致的經濟不確定性，消費者支出將回落。達美航空將其利潤預期削減一半，警告經濟不確定性將導致潛在乘客重新考慮旅行計劃。需要注意的是，消費對美國經濟增長極其重要，此前美國經濟得以維持增長，關鍵原因是消費在高通脹環境下仍然保持韌性。
美國經濟衰退風險加劇
伴隨著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美國消費者信心下滑，企業投資意愿低迷，疊加財政政策的收緊預期，樂觀情緒迅速消退，美國各項經濟指標開始惡化。
貝森特也直言，隨著經濟減少對政府支出的依賴，可能會出現“停頓”。他回絕了保證不會出現經濟下滑的要求。“我不能做出任何保證，要求確保不會出現衰退是愚蠢的。”
本月高盛首席經濟學家Jan Hatzius將2025年美國GDP增長預期從2.4%下調至1.7%，預計核心PCE物價指數將在年底達到3%，高于此前預測的2%。關稅對美國整體經濟前景的影響主要通過三個方面。首先，新關稅預計會推高通脹，從而削減消費者的實際收入。其次，新關稅會使金融環境收緊，導致市場資金成本上升。第三，關稅實施的不確定性可能會促使企業推遲投資決策。
雙線資本CEO、“新債王”岡拉克（Jeff Gundlach）更是表示，“有經濟學家預測今年美國衰退的可能性只有20%左右，也有人預測30%~40%。我認為，2025年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更大，為60%。”
在關稅陰霾籠罩之際，市場也已經部分計價了美國經濟衰退風險，標普500指數進入回調區間。與美股近期的下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市場大幅提升了對歐洲經濟增長的預期，推動了歐洲資產的強勁表現。中國和更廣泛的新興市場股市今年也表現相對較好，高盛預計未來還有進一步上漲的空間。
美國“例外論”基本破滅，經濟風險正在加劇。趙偉對記者表示，未來需要關注美國政府裁員、財政緊縮、股市與消費負向循環、通脹超預期四大風險。過去幾年，美國經濟“例外論”的主要支撐是財政的順周期發力和繁榮的美股市場。因此，在美國經濟走弱“四大因素”中，特朗普2.0政策、美股波動可能是更重要的風險，更可能打破過去幾年的經濟邏輯。這些“陣痛”到底是經濟從政府支撐轉向私人部門推動過程中的短期現象，還是會演變為更大的經濟風險？需要持續關注。
景順首席全球市場策略師Kristina Hooper對記者表示，雖然市場似乎更關注關稅問題，但她認為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將對美國經濟構成更大威脅。美國確實需要削減支出以減少財政赤字，但很少有人預料到削減會如此迅速和激進。這是一種強大的“逆向乘數效應”，減少一美元的政府支出會產生連鎖反應，進而導致整個經濟的支出減少。
雖然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Kristina Hooper也指出，尚沒有足夠的信息來確定美國經濟是否會陷入衰退，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未來政府削減開支的程度。經濟衰退尚未成為既定事實。
未來特朗普的減稅政策成為關鍵影響因素。趙偉分析稱，削減支出雖然可能造成沖擊，但在特朗普政策組合中，減支是與減稅搭配的組合政策，二者效果應結合考慮，凈效應為輕微正增長。在立法和解程序中，為防止赤字擴大，減支與減稅力度互相掛鉤。中性情景下，減支拖累經濟增速0.1個百分點，減稅拉動0.32個百分點，凈效應拉動0.22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