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胡慧茵 廣州報道

隨著2025年1月金磚國家首次擴展至東南亞，外界普遍認為金磚合作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這些東盟成員加入金磚機制，將為更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創造新的機會。這種成員關系能夠促進更深層次的供應鏈聯系，統一標準，減少非關稅壁壘，進一步推動東盟內部貿易以及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經濟往來。”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前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究所所長、新加坡政府前首席經濟學家陳光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談到東南亞國家加入金磚國家的影響，表示這將強化全球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協作，重塑全球經濟格局。

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亞洲地區，經濟增長始終保持韌性，亞洲開發銀行預計2025年亞洲經濟增速為4.8%。陳光炎表示，亞洲的經濟增長率遠超全球許多地區，反映了該地區深厚的結構性優勢、多元化經濟、戰略性政策框架以及一貫的韌性與創新能力。

當中，中國經濟增長穩中有進。陳光炎表示，中國經濟復蘇以消費的穩步增長為顯著特征，尤其是在旅游和餐飲等服務行業方面，這得益于中產階級的壯大以及被壓抑需求的釋放。同時，工業升級持續進行，企業從低端制造向高科技生產轉型，例如電子產品、人工智能和汽車零部件等領域。

陳光炎特別提到中國和東盟形成的互補合作關系。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達6.99萬億元，同比增長9.0%，連續9年保持進出口增長，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5.9%，東盟連續第五年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中國則連續16年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

“中國與東盟在供應鏈發展中的協作關系，以互補性為基礎。中國已建立起強大的工業集群，特別是在機械和電子領域，而許多東盟國家則專注于組件組裝、資源型制造和中端電子產品生產。”他表示，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以及中國在東南亞投資工廠生產商品的關稅不確定性，可能會顯著影響中國與東盟供應鏈的未來發展，不過區域一體化的深層邏輯以及中方與東盟的互補優勢，預計將繼續推動跨境產業的增長，將進一步加速推進“中國產品+東盟制造”。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前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究所所長、新加坡政府前首席經濟學家陳光炎，受訪者供圖）

亞洲經濟具有結構性優勢

《21世紀》：亞洲開發銀行《2024年亞洲發展展望》預計2025年亞洲經濟增速為4.8%，高于全球經濟增速水平。為什么亞洲經濟體能保持相對較高速度的增長？

陳光炎：亞洲的經濟增長率遠超全球許多地區，反映了該地區深厚的結構性優勢、多元化經濟、戰略性政策框架以及一貫的韌性與創新能力。這些因素成為了亞洲在全球不確定性中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基礎。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許多亞洲經濟體已經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型為更復雜的工業基地。韓國、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已成為電子制造領域的領軍者，而印度和新加坡則在制藥、生物技術和技術服務等領域開辟了新天地。這種工業升級使出口基礎更加多樣化，減少了對單一行業的依賴，是對全球經濟下滑風險的緩沖。

其次，中國、印度、印尼和越南等人口眾多的國家中產階級的崛起正在推動國內消費。這些國家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造就了日益擴大的消費群體，帶動了零售業、電子商務、醫療保健和旅游業的需求。再者，亞洲政府大力投資公路、鐵路、港口、電網和數字網絡等大型項目。這些項目通常通過創新的公私合作模式融資，不僅刺激了短期經濟活動，還在長期提升了生產力和競爭力。第三，人口結構在塑造亞洲增長潛力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第四，許多亞洲經濟體推行漸進而高效的市場導向改革。通過減少貿易壁壘、優化監管環境和簡化商業流程，這些政策提高了該地區的營商便利性。《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將亞洲經濟體融入全球供應鏈，推動了貿易和投資的流動。

第五，亞洲在智能手機普及率、電子商務和數字支付方面領先全球。金融科技、物流和配送應用的創新進一步提升了生產力和消費能力。

第六，亞洲經濟的韌性源于其從過去經濟危機中汲取教訓的能力。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許多國家建立了充足的外匯儲備，改進了金融監管，并創建了穩健的危機管理框架。這些措施增強了該地區緩和外部沖擊的能力，并在全球經濟低迷期間維持經濟穩定。

憑借對創新、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的關注，亞洲有望在未來幾十年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加入金磚后有更大經濟自主權

《21世紀》：2025年1月，泰國和馬來西亞正式成為金磚伙伴國。這對于中國和東盟經貿合作乃至南南合作具有怎樣的意義？

陳光炎：2025年1月，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正式加入金磚，這一最新發展是中國—東盟經濟關系以及更廣泛的南南合作的重要里程碑。這一擴展首次將金磚國家的影響力延伸至東南亞，強化了全球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協作，并重塑了全球經濟格局。每位新成員都帶來了獨特的經濟優勢：印尼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豐富的資源，泰國以先進制造業和蓬勃發展的旅游業著稱，而馬來西亞則以其出口導向型經濟聞名。這種多樣化將增強金磚國家的區域和行業平衡，拓展其影響范圍和吸引力。

中國作為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通過這些東盟成員加入金磚，將為構建更緊密的經濟一體化關系創造新的機會。這種成員關系能夠促進更深層次的供應鏈聯系，統一標準，減少非關稅壁壘，進一步推動東盟內部貿易以及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經濟往來。

此外，擴展后的金磚國家可能通過其框架推動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的聯合項目，例如利用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共同融資鐵路網絡、電網和數字基礎設施等重大工程。這種協同作用將加速提升區域的互聯互通和生產力。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加入將擴展新開發銀行的股東結構和資本資源，使其能夠在東南亞融資更多、更大規模的項目。

這些東盟國家的加入，將放大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平臺（如G20、IMF和WTO）中的聲音，增強新興經濟體在貿易自由化、可持續金融和技術轉讓等關鍵議題上的集體談判能力。此外，中國與這些新金磚成員之間的協作將進一步使南南貿易和投資更多元化，使它們減少對發達市場的依賴。在本地貨幣結算、數字貿易和發展金融等領域的創新，將進一步鞏固向更大經濟自主權轉變的趨勢。

這些東盟國家與中國一起，能夠在貿易改革、貨幣政策和基礎設施發展等議題的談判中獲得更大話語權。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結構和政策目標各不相同，在金磚框架內實現一致性可能會遇到困難，特別是在農業、勞工標準或資源管理等敏感領域。

中國經濟增長反映經濟轉型成效

《21世紀》：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130萬億元，比上年增長5.0%。中國經濟的發展呈現出怎樣的特點？當前的中國經濟中存在哪些亮點和短期挑戰？

陳光炎：2024年中國經濟復蘇穩步推進，但仍處于顯著的結構調整階段。這一增長反映了關鍵行業的韌性、持續轉型的成效，以及應對國內外壓力的能力。

中國的經濟復蘇以消費的穩步增長為顯著特征，尤其是在旅游和餐飲等服務行業方面，這得益于中產階級的壯大以及被壓抑需求的釋放。盡管消費者信心依然較弱，但許多家庭在延遲消費后重新開始支出，推動了零售、旅游和娛樂產業的繁榮。同時，工業升級持續進行，企業從低端制造向高科技生產轉型，例如電子產品、人工智能和汽車零部件等領域。綠色和數字化轉型在各行業中的推進進一步提升了生產力，企業越來越多地采用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并整合先進的數字工具。中國政府在技術競爭中占據中心地位，擁有長遠的規劃目標。這一模式的成功體現在中國在電動汽車、電池技術以及風能和太陽能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

中國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既雄心勃勃又具有變革性，體現了國家主導的綠色轉型承諾。2022年，中國占全球風能和太陽能在建項目的三分之二。到2025年，中國計劃將可再生能源產能翻一番，比2030年的目標提前五年完成。這些努力得益于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和集中規劃，這些構成了中國可再生能源戰略的核心。

中國通過綠色外交，中國積極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出口可再生能源技術并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這些舉措不僅加強了中國與新興經濟體的關系，還使中國在全球能源轉型中處于領導地位。

當前，中國經濟還面臨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主要經濟體的通脹、高利率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抑制了出口需求。同時，跨國公司采用分散供應鏈，促使中國出口商升級能力、投資并擴展至東盟和墨西哥，或轉向國內市場。政策制定者還面臨在短期經濟復蘇與長期結構性改革之間取得平衡的挑戰。刺激消費必須與金融去杠桿和國有企業治理措施相結合，通過精準的政策調整在保持增長的同時避免加劇債務風險。

亞洲央行需采取謹慎寬松貨幣政策

《21世紀》：美聯儲放緩降息節奏，將如何影響亞洲經濟體的貨幣政策選擇？東南亞經濟體有多大的降息空間？

陳光炎：如果美聯儲放緩降息步伐，并在較長時間內維持較高的政策利率，亞洲經濟體將面臨調整其貨幣政策的挑戰，以平衡國內增長目標與資本外流和匯率波動等外部壓力。盡管各國受影響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共同主題是，各國需要在追求本地目標的同時，謹慎權衡強勢美元和全球金融環境緊縮所帶來的風險。

美聯儲降息周期放緩，減少了亞洲央行為了保持競爭性收益率差異，或防止資本外逃而做出激烈反應的迫切性。隨著美國和亞洲之間利率差的逐步縮小，許多區域央行可以更多地關注國內事務，例如控制通脹和支持增長，而不是單純跟隨美聯儲的利率軌跡。然而，美國較高利率的持續存在仍然使美元資產更具吸引力，對亞洲貨幣形成溫和下行的壓力。這種情況下，亞洲央行需要采取謹慎的貨幣寬松措施，重點支持增長，同時避免重大匯率貶值風險或資本外流。

盡管東南亞經濟體在通脹動態和增長軌跡方面各有不同，但在應對高利率全球環境時面臨著共同挑戰。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家在通脹水平、增長動能和外部沖擊的脆弱性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也塑造了各自的政策反應。

在通脹已經有所緩解的經濟體，例如馬來西亞和泰國，如果匯率保持穩定且全球金融市場相對平靜，可能有空間實施適度降息。然而，區域內許多貨幣對美國利率差異和全球風險情緒更為敏感。馬來西亞和泰國等規模較小、開放度較高的經濟體可能更為謹慎，因為降息可能引發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的風險。而印尼等國內需求旺盛、外匯儲備較高、且市場規模更大的經濟體，可能會有更大的政策靈活性。

美聯儲降息步伐放緩，為亞洲央行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來應對本地增長狀況，但它們必須謹慎行事，以維護匯率穩定和管理資本流動。

中國深度參與東盟經濟

《21世紀》：您曾判斷，未來10年中國會在東盟的貿易和投資中占據主導，為何有這樣的判斷？與中國進行緊密合作，對東盟來說意味著什么？

陳光炎：通過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和技術，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影響力不斷擴大。許多分析人士預測，未來十年，中國將主導東盟的貿易和投資流動。這一預期的主導地位由多種因素推動，這些因素體現了中國在該地區參與的深度及其對東盟經濟的深遠影響。

首先，中國龐大的消費和制造基礎是它在東盟貿易中日益重要角色的核心支柱。擁有龐大的人口和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中國是東盟農產品、電子產品和大宗商品出口的最大市場之一。東盟制造商與中國供應鏈的融合進一步鞏固了這種關系。來自東南亞的中間產品經常被運往中國進行最終組裝，使中國成為區域貿易網絡中的關鍵環節。

其次，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先進性進一步凸顯了中國的經濟存在。中國企業在電子商務、人工智能和電動汽車等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通過合作和技術轉讓促進了東南亞生產力的提升。

第三， 從中國流入東盟的資本也大幅增加，中國企業在房地產、制造業和數字領域的投資尤為突出。

第四，《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通過減少關稅和簡化簽署國間的原產地規則，為更深入的貿易融合鋪平了道路。同時，中國與個別東盟國家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鼓勵了跨境投資和經濟交流。

第五，中國的投資為東盟帶來了資本和先進技術，推動了道路、鐵路和數字網絡等關鍵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些項目改善了東盟內部的連通性，提升了工業園區、旅游業和電子商務的活力，同時開拓了新的出口市場。東盟的農產品、電子產品和資源型產業尤其從進入中國廣闊的消費市場中受益，為區域經濟提供了顯著的推動力。

第六， 與中國制造商的合作也在改變東盟的生產能力。通過合資企業和技術園區的建設，東盟企業在機器人技術、半導體和先進紡織品等領域不斷攀升價值鏈。

第七， 通過深化與中國的聯系，東盟實現了全球參與的多元化，減少了對西方市場的依賴，提高了經濟韌性。東盟通過靈活的姿態，與包括美國、歐盟和日本在內的主要經濟體保持合作，從而獲得談判杠桿，在貿易和投資協議中爭取更有利的條件，同時保持對外關系的平衡。

“中國產品+東盟制造”加速推進

《21世紀》：您如何看待未來中國與東盟整合勞動力分工？“特朗普2.0”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是否會影響中國對東南亞制造業的投資？未來，東盟和中國之間形成的區域跨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將會朝著什么方向升級和發展？

陳光炎：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出口商品以及中國在東南亞投資工廠生產商品的關稅不確定性，可能會顯著影響中國與東盟供應鏈的未來發展。然而，區域一體化的深層邏輯以及中方與東盟的互補優勢，預計將繼續推動跨境產業的發展。

中國與東盟在供應鏈發展中的協作關系，以互補性為基礎。中國已建立起強大的工業集群，特別是在機械和電子領域，而許多東盟國家則專注于組件組裝、資源型制造和中端電子產品生產。隨著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紡織品生產和基礎電子裝配等勞動密集型環節正在逐步轉移到越南、柬埔寨和印尼等低成本東盟國家。中國則優先發展高附加值活動，包括研發和產品設計。

在中國技術和資本的支持下，馬來西亞和泰國等一些東盟國家正邁向更復雜的制造業領域。這種多層次的勞動分工模式為東盟帶來了產業升級和技術轉移的機遇。此外，自動化、人工智能和工業4.0理念的應用正在東南亞逐漸普及，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國企業的培訓計劃和技術投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在這一整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降低關稅和實現中間產品的無縫貿易，進一步鞏固了該地區相互關聯的價值鏈。中國先進制造業的升級為構建一個全球發展區提供了重要機遇。在發展藍圖中，東盟、金磚國家、非洲和中東不僅是未來原材料、能源和市場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與中國先進制造業生產體系相連接的關鍵制造業基地。這種深度協作將進一步鞏固中國現有的“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經濟注入新動力。

接下來，美國可能恢復或加強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政策，這將加速“中國產品+東盟制造”的推進。該一策略促使中國制造商擴大其在東盟的生產基地，以規避美國的關稅。這種模式使中國企業能夠將先進的設計和研發能力留在國內，同時將終端裝配和特定制造環節轉移到東盟，從而以低關稅成本進入美國市場。目前，越南已成為中國供應鏈多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印尼和泰國則吸引了大量汽車、電子和電動車電池相關的投資。這些趨勢雖然為當地工業升級帶來了機遇，但也引發了關于勞動標準、本地化要求和技術轉移政策的討論。

隨著東盟在區域供應鏈中地位的演變，該地區正逐步向價值鏈上游邁進。基礎設施的改善、更高技能的勞動力以及數字技術的采用，使東盟工廠能夠與中國總部合作，共同生產更高端的產品，例如電子組件和汽車零部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先進東盟經濟體可能與中國企業聯合設立研發中心，將本地工程人才融入更廣泛的區域創新網絡。

《21世紀》：2025年1月1日，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RCEP正式生效實施三周年，區域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您如何展望2025年東盟和RCEP成員國在經貿上的互補和融合？

陳光炎：2025年，東盟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成員國在貿易和經濟領域的融合，有望演變為一個動態且高度互聯的生態系統。這一協作的核心特征包括區域貿易的增強、供應鏈的一體化、數字經濟的增長、投資機會的增加、知識交流的深化、可持續發展的推進以及地緣政治穩定性的加強。

另一方面，RCEP降低關稅和簡化原產地規則，預計將大幅提升區域內貿易水平。東盟和其他成員國的企業將受益于減少的貿易壁壘，從而更加高效、經濟地獲取和出口商品。東盟內部多樣化的經濟優勢，包括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將與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技術進步及資源型產業形成互補，創造一個互惠互利的貿易環境。RCEP將繼續推動供應鏈的一體化，鼓勵成員國在生產的不同階段實現專業化分工。資源豐富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將提供原材料，而越南、印尼和泰國等國家將成為成本效益高的制造中心。同時，日本和韓國等發達經濟體將貢獻高科技組件，從而打造一個精簡且具有韌性的供應網絡。這種多元化的供應鏈將有助于緩解全球中斷帶來的風險，增強經濟穩定性。

在RCEP框架下，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法規的協調有望加速，到2025年將實現跨境數字交易的無縫化。東盟國家在日本和韓國等技術先進成員的支持下，數字經濟將快速發展。通過協作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東盟國家能夠抓住電子商務擴張的機遇，提升區域連接性和競爭力。

RCEP的減免壁壘預計將推動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增加，而東盟因其戰略地理位置、年輕的人口結構和不斷增長的消費市場，被定位為投資的核心樞紐。包括港口、物流中心和數字連接項目在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將進一步加強東盟作為全球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

東盟年輕且充滿活力的勞動力將從RCEP較發達成員國的技術轉移和能力建設中受益。研究與開發（R&D）方面的協作將推動創新，尤其是在綠色技術、先進制造業和可再生能源等高增長領域。這些合作不僅將增強區域一體化，還將使東盟成為技術進步的驅動力。

但目前，融合仍面臨一些挑戰。成員國間監管框架的差異以及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可能會增加實施的復雜性。此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或全球經濟放緩等外部因素可能會減緩融合的步伐。解決這些障礙需要協調一致的努力以及對包容性的承諾。

新加坡在華投資聚焦新興產業

《21世紀》：截至2023年底，新加坡累計在華實際投資1412.3億美元，自2013年起連續十年新加坡是中國的最大外資來源國。您如何展望2025年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表現？

陳光炎：新加坡在2025年對中國的投資有望保持強勁增長，這一趨勢受到全球和區域經濟動態變化的推動。在兩國不斷深化經濟聯系的背景下，新加坡的投資預計將集中于符合雙方在創新、可持續性和區域互聯互通等共同優先事項的領域，同時應對可能影響投資步伐和重點的外部挑戰。

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戰略預計優先考慮高增長和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綠色能源、技術、數字經濟和智慧城市等新興產業有望成為重點投資領域，這與中國對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視高度契合。此外，中國老齡化人口的現狀為新加坡企業在醫療、制藥和養老服務行業的擴展提供了重要機遇。新加坡在金融服務領域的專業能力也使其企業能夠在金融科技、資產管理和跨境金融解決方案方面加大投資，進一步鞏固其作為中國金融現代化關鍵合作伙伴的地位。

中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宏偉目標為新加坡在可再生能源、碳交易和綠色金融領域的投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作為東盟的綠色金融樞紐，新加坡具備向中國優先關注可持續性和氣候韌性的項目注資的獨特優勢。在去碳化方面的合作舉措還可以加強東盟與中國之間的聯系，而新加坡則作為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努力的重要紐帶。

在全球供應鏈重塑的背景下，新加坡企業預計將在物流、倉儲和運輸領域加大投資，以支持中國的供應鏈多元化努力并促進區域內部的貿易流動。RCEP的實施進一步提升了新加坡與中國在制造業、貿易便利化和數字貿易方面的合作機會。這些發展突顯了新加坡在不斷演變的區域經濟架構中作為關鍵連接者的角色。

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強大政治和經濟關系為投資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和蘇州工業園區等成功的合作案例，為未來項目的開發提供了重要借鑒。此外，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新加坡的金融機構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對中國股票、債券和金融服務的投資，強化雙邊金融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