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陳潔 廣州報道

2022年，我國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

“中國2022年出現人口負增長并不奇怪，但一年人口負增長達到85萬人有點出乎意料。”山東社會科學院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崔樹義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在人口負增長85萬的背后，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跌。2022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較上一年減少106萬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幾年出生人口數量下降較快，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的一個因素是生育高峰期的總人口數量在萎縮，目前90后處于人口生育高峰，這個群體的數量較80后有明顯減少，而且90后的生育意愿也相對80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中國人口負增長是中國人口轉折的標志性事件，我國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應對這個問題。”楊舸表示。

人口負增長背后的幾個因素

從數據上看，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

2021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出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死亡率為7.18‰；自然增長率為0.34‰。

因此，2022年人口負增長85萬人，背后有兩大因素促成：死亡率的提升，最關鍵的因素則是出生人口明顯減少。

“出生人口下降的關鍵因素是育齡婦女減少，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的減少，這是一個客觀的數據。此外，也和初婚初育年齡提升有很大的關系，過去很多人結婚就想生育，現在很多人結婚之后都會選擇再等一等。”崔樹義表示，“當然這也和疫情相關，因為疫情的不確定性，對于婚育的影響、胎兒質量的影響等還不太確定。疊加上生育成本偏高等問題，導致我國出生人口這幾年明顯下降。”

此前，湖北省襄陽市民政局公布數據顯示，2021年，襄陽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35.23歲，女性為33.96歲。2016年，這個數據分別是男性29.41歲和女性27.27歲，5年里推遲了近5歲。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齡推遲明顯，生育年齡也必然明顯推遲，由于可生育時間段的減少，婚后可以生育的孩子數量也將受到影響。這帶來的明顯后果是，最近數年出生人口呈現明顯下跌，人口增長迅速放緩并最終進入負增長。

《中國統計年鑒（2022）》顯示，2017年我國人口達到14億，當年人口增長779萬，2018年-2021年人口增長分別為530萬、467萬、204萬和48萬。2022年，我國總人口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

“除了生育高峰人數的減少，導致出生人口下降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包括宏觀環境、人們對于收入的預期、女性如何平衡職業與生育等。”楊舸表示。

崔樹義指出，考慮到疫情的影響逐步消退，未來數年人口出生數量逐年明顯下降的局面有可能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偏低。“此前我們估算了去年山東的總和生育率，在1.3-1.33之間，但不排除實際上更低的可能性。而山東的總和生育率一般是在全國水平之上的。”

另一個影響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城鎮化率。2022年，我國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個百分點。

崔樹義指出，城鎮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這是人們的共識。目前我國城鎮化率超過65%，未來我國的城鎮化率會繼續提升，但是提升速度會相對放慢。因此，城鎮化率對我國生育率的影響仍然存在，但不會太明顯。

多地“大手筆”補貼生育

“人口負增長在預期之中，我國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來應對，比如一直在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因為我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逐步消失，未來要保持經濟增長，需要社會生產效率提升，科技進步來推動。”楊舸表示，“從養老方面來說，這兩年也出臺了多項政策。”

崔樹義指出，人口負增長首先影響未來的勞動力供應，傳統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未來可能會完全消失。這導致過去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主導的情況發生改變，倒逼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其次，我國老年人口占比不斷提升，養老服務需要進一步發展。

2022年，從人口的年齡構成看，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7556萬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為62.0%；60歲及以上人口28004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9.8%，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20978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4.9%。

除了國家層面，面對生育率快速下降，不少地方“大手筆”補貼生育。

2023年1月10日，廣東省深圳市衛健委發布《深圳市育兒補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擬按照差異化遞進式對市民發放育兒補貼，生育三胎最多可申請育兒補貼共計19000元。

同日發布的《濟南市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方案》提出，濟南市戶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周歲。

2022年10月，哈爾濱、長沙等地也提出要發放育兒補貼。比如，《哈爾濱市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提出，本市戶籍且在本地工作生活的夫妻，按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每孩每月發放育兒補貼金，直至子女3周歲。

湖南長沙市衛生健康委、市財政局印發《關于發放三孩育兒補貼有關事項的通知》，對合法生育、符合條件的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孩將一次性補貼1萬元。

然而，這些補貼是否有明顯效果，目前難以判斷。

崔樹義表示，多地對于生育提供金錢補貼，這是一個直接刺激生育意愿的手段，但是一般的家庭不太會為每個月幾百元補貼就會多生育孩子。此外，延長產假之類的政策，對于靈活就業的人士并沒有太多的刺激作用。“考慮到生育率下降是整個環境所導致的，目前很難說哪一項政策會有明顯的生育刺激作用。”

楊舸表示，地方“大手筆”補貼生育是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進行的，但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結果來看，生育率的提升并不容易，而且也不是政策一出臺就有效果。可能要10年之后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長期看不說能夠提升，但應該能在一定程度上穩住出生人口的數量。

“這還要區分不同的人群，生育補貼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會有一定的效果，但對于中高收入群體，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因此，促進生育的政策也只能邊走邊看，很難從全國層面上對此進行統一，只能是地方先試一試，尤其是一些對于人口增長比較重視，同時財政上有余力的地方，可以率先嘗試。”楊舸表示。

楊舸指出，從全國來看，更多的政策是推動普惠托育的落地，中央財政也對此進行支持。因為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較高，育齡婦女如何更好分配自己的時間精力，對于生育意愿是一個較大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