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媛媛 上海報道

1月6日，一組網傳對話顯示，有人截圖了小紅書上賬號名為“Ingird”的博主發布的照片，該博主發布了自己在某券商工作，2021年收入合計達224萬，所需繳納的稅額就達62萬。而其全年收入最低的一個月，工資也有6萬多。

發布者亦截取了上述博主的照片，并在證券業協會上找到了匹配人員為中泰證券某陸姓分析師。

（圖說：網傳疑似陸某薪資水平小紅書內容，圖片來源于網絡）

該組照片廣為流傳后，不僅金融圈外的人直呼一年工資抵不上券商首席的稅，不少金融從業者也認為自己被平均了。亦有基金經理稱，上海部分基金經理的稅前工資也交不起券商首席的稅。

今日稍晚時候，小紅書平臺已經查不到上述賬號“Ingrid”，發布的個人生活照片及收入信息亦無痕跡。

而疑似涉事人員陸某則發布朋友圈稱，第一，不認識前述對話發布人沈彥杰；第二，自己沒有小紅書賬戶，有人移花接木再傳播，無論是法律還是道德都很可恥，也違法，希望趕快平息。

盡管陸某本人進行了辟謠，但卻難以讓吃瓜群眾信服。畢竟，截圖照片中包含其本人的生活照片，以及帶有某券商字樣的工資發放信息。

更有趣的是，在其個人辟謠狀態中，聲稱自己沒有小紅書賬號，但配圖卻帶有小紅書的水印logo，亦難讓吃瓜群眾信服。

毫無疑問的是，這波輿情極有可能會引起監管關注。而一旦確定是其個人發布，或將構成違規。同時，因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普遍簽有工資保密協議，該行為亦可能違反了公司相關條例。

公開信息顯示，陸某自2014年加入海通證券，開始其證券從業生涯。并于2017年加入天風證券，2018年又轉向中泰證券。其團隊覆蓋保險、券商、交易所等非銀金融行業全部分支，擅長行業趨勢研判，個股挖掘和持續跟蹤。

而實際上，在去年已經經歷過一些量化私募5000萬元年終獎的新聞后，吃瓜群眾早已對金融行業的貧富差距“習以為常”。

此外，業內有傳聞，某些私募基金能對研究員開出8000萬元年終獎，亦有私募基金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的確能開到這樣的薪酬。

所以這位券商首席的224萬元年薪，在金融行業算不得稀奇。亦有工作七八年的互聯網人士向記者表示，這樣的工作年限在大廠也可能拿到同樣水平的薪資。

“最大的問題不是年薪高，而是被扒出來她自己把工資單曬在社交平臺，可能存在違規。”有券商人士稱。

而去年以來接連的金融從業者高薪話題，引來部分從業人士擔憂的是，監管是否會因為這類話題產生的輿情從而進行限薪指導。

實際上，2015-2017年，證監會先后對會管干部，以及管轄的券商下發過限薪條款。

2015年左右，證監會對系統內工作人員推出限薪方案。在限薪方案實施一年后，有會管干部薪酬從限薪前的200多萬元水平，降至最高60多萬元。

而2017年，證監會發布了《證券公司投資銀行類業務內部控制指引》公開征求意見，最終成文時間是2018年。

該《指引》中，第29條規定，證券公司不得將投資銀行類業務人員薪酬收入與其承做的項目收入直接掛鉤，應當綜合考慮其專業勝任能力、執業質量、合規情況、業務收入等各項因素。

第30條規定，證券公司應當針對管理和執行投資銀行類項目的主要人員建立收入遞延支付機制，合理確定收入遞延支付標準，明確遞延支付人員范圍、遞延支付年限和比例等內容。

對投資銀行類項目負有主要管理或執行責任人員的收入遞延支付年限原則上不得少于3年。

盡管沒有明確表明限薪，但投行員工們已理解了其限薪之意。

例如有觀點稱，一個普通的IPO項目，從改制到申報大概要一年，申報后排隊上會過會再發行，大概要兩年，遞延至少三年，也就是說，投行民工最少六年才能拿到項目獎金。

有了前車之鑒后，頻頻出現的二級從業者高薪所導致的輿情，是否可能引發監管的限薪指導，亦成為二級從業者關注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