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李莎 北京報道

農業科技自立自強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舉措。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

如何理解農業新質生產力？如何看待育種加速器對種業振興的意義？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該如何著力？飼草在保障國家飼料糧方面有多大的想象空間？目前我國飼草行業發展面臨哪些難點？如何提升飼草生產能力？

圍繞這些問題，今年全國兩會期間，21世紀經濟報道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植物學會理事長種康進行了專訪。

種康表示，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在于創新，尤其強調生產高產、優質、營養豐富農產品的能力，農業各生產環節均有科技創新與生產要素優化配置的空間。育種加速器建設可以大幅縮短育種周期，建議“十五五”時期加大育種加速器建設支持力度，支持建設一批能更靈活地滿足某些特定品種需求的育種加速器，助力育種工作高效開展。目前我國生物育種產業化還有一些難點堵點需要打通，比如需持續將新技術用于育種，要建立優質優價的作物收購機制，應進一步完善探索和鼓勵新技術推廣的支持政策。

種康認為，飼草在保障國家飼料糧安全中意義重大，但當前我國飼草干草與飼草種子的進口量很大，要利用前沿生物技術和理論助力飼草育種，優化飼草加工方式，建設飼草交易中心，促進飼草行業健康良性發展，更好保障國家飼料糧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植物學會理事長種康（受訪者供圖）

 加大育種加速器投入力度

《21世紀》：今年農業新質生產力首次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相較其他領域，農業新質生產力有什么特點？如何“以科技創新引領先進生產要素集聚，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

種康：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創新，特別是科技創新。與其他領域的新質生產力相比，農業新質生產力有類似或交叉的地方，但更強調如何能夠生產高產、優質、營養豐富的農產品。供應農業產品過程涉及諸多環節，與其他行業不同，農業的每一個生產過程和環節都有科技創新的空間，或者說都有實現生產要素最佳配置的空間。

我從事育種技術相關的研究工作，我國傳統育種尤其是在一些大宗作物育種領域成果頗豐，為糧食供應提供有力保障。去年我國糧食產量超過1.4萬億斤，這一成績的取得，離不開育種技術與其他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但從育種角度看，如何將前沿生物學理論轉化為育種應用技術，是形成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所在。

以水稻育種為例，傳統育種技術要培育一個新品種往往需要十幾年時間。但如果運用分子設計理念以及分子標記等前沿技術，育種周期可大幅縮短到幾年。這種前沿技術與傳統育種的結合，是形成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有效途徑。

相較于糧食作物育種，尤其是水稻育種，當前飼草育種的整體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過去從事飼草育種的研究群體比較少；另一方面，在過往發展進程中，我們對飼草的需求量或緊迫度不高。但過去 30 年間，我國居民膳食結構中的蛋白攝入量增長了 5 倍，隨著城市化持續推進，居民對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的需求量還在持續上升，催生了對高質量飼草的剛性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運用前沿生物學技術與理論助力飼草育種成為關鍵課題。 

《21世紀》：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政府工作報告均明確要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育種加速器對種業振興的意義如何？目前我國育種加速器相關工作進展怎么樣？你對“十五五”育種加速器建設有什么建議？

種康：育種加速器是重要的研究平臺，可以規避很多自然環境因素影響，人為控制溫度、濕度等環境因素，模擬適宜作物生長的條件，大大縮短育種周期，加快培育新品種或創新作物加工形式。

以苜蓿育種為例，我們研究所借助育種加速器，一年內可完成五至六季苜蓿種植，而大田種植受氣候等自然條件限制，不同區域種植季數差異明顯。例如，在呼倫貝爾等地，苜蓿一年僅能收割兩至三茬。相較而言，育種加速器能顯著提升育種效率，為培育優良飼草品種爭取更多時間。

從全國來看，我國已經在進行大型育種加速器布局，去年2月27日，國家作物表型組學研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神農設施”）項目在武漢啟動建設，該設施建成后，可以模擬各類作物生長環境，顯著縮短水稻等大宗作物的育種周期。該設施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較長，后續維護成本也比較高。

對于規模相對較小、專業性強的育種加速器，目前主要是一些科研機構和大型企業在投入和布局，比如我們依托中國科學院相關項目，搭建了一個通量不是很大的飼草育種加速器。但育種加速器對技術、資金等要素要求高，當前零散的育種加速器實踐面臨設施參差不齊、育種進程和質量受不同程度影響的問題。因而我們建議農業農村部支持建設一批能更靈活地滿足某些特定品種需求的育種加速器，助力育種工作高效開展。

整體而言，育種加速器對大宗作物育種和飼草育種都有重要作用，從國家層面出發，仍需進一步擴大育種加速器規模，提升其運行能力，強化其在育種領域的效能。因此我建議 “十五五” 期間，將育種加速器建設納入農業科技相關規劃。 

《21世紀》：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繼續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目前我國生物育種產業化還有哪些難點有待突破？對此應如何著力？

種康：生物育種采用前沿技術來培育品種，生物育種產業化涉及很多環節，受多種因素影響。

如從科技技術角度看，生物育種意味著要將最新技術應用于育種，隨著科學的持續發展和進步，會不斷產生新技術，將這些新技術運用于育種是一個長線的工作。另外，不同作物在生物育種過程中面臨不同問題，需要加強對部分品種生物育種基礎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

如從市場角度看，目前市場售賣的不同品種的大米等已實現差異化定價，但在糧食收購環節，優質優價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優質品種的價格優勢無法體現，生產者購買和種植優良品種的動力不足，不利于生物育種產業化發展。

再如從政策角度看， 以基因編輯技術為例，農業農村部已針對植物基因編輯產品開辟新的綠色通道。但在實踐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探索如何在政策上鼓勵新技術的推廣，根據新品種培育情況，及時對相關政策規定進行優化和更新，為生物育種產業化提供政策支撐。

高產、高蛋白飼草助力緩解飼料糧進口壓力

《21世紀》：你長期關注飼草領域，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提升飼草生產能力，加快草原畜牧業轉型升級。我國飼草生產還面臨哪些難點？

種康：飼草領域面臨的主要難點，一是傳統草原畜牧業以草原放養牛羊為主，隨著牛羊肉需求量持續增加，草原過載問題日益凸顯，草原出現退化，生產與生態之間矛盾突出。如何在兩者間探尋最佳平衡點，成為有待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課題。

二是已退化的草原面臨如何修復的問題。這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些修復技術和制劑等直接措施來恢復草原，另一方面，培育適宜品種的草來輔助草原恢復也非常重要。而其中的難點在于，在以往的育種工作中，可以在草原修復過程中使用的品種比較少。我們的中科院戰略先導專項也在致力于推進這項工作，目前在羊草育種方面成果比較突出，已經在內蒙古進行示范和推廣。

 《21世紀》：飼草在服務國家飼料糧安全和大食物觀方面的想象空間有多大？提升飼草生產能力應如何著力？

種康：就飼草層面看，比如苜蓿素有 “飼草之王” 的稱號，作為豆科植物，其葉片與莖稈的蛋白質含量比較高，通常能達到20%以上。然而，當前我國飼草干草與飼草種子的進口量都很大，其中每年約80%的苜蓿草種依賴進口，從糧食安全層面考量，這無疑是一大隱患。

就飼料糧層面看，我國大豆以進口為主，擴大國內大豆種植面積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進口，但仍無法滿足全部需求。實際上，發展高產量、高蛋白飼草，提升飼草營養價值，也能夠實現部分大豆替代，緩解飼料糧供應壓力。

就飼草加工層面看，過去，飼草收獲之后多采用晾干的方式簡單保存，如今可以利用青貯技術有效保留飼草中的營養價值，為牛羊提供更為全面和豐富的營養，推動畜牧業健康發展。

另外，要實現飼草產業健康良性發展，還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隨著飼草產業規模擴大，會出現諸如飼草產量與牛羊養殖規模不匹配等問題，單靠人為規劃難以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各類市場要素的協同配合，發揮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對此，我們建議，可考慮在山東東營或內蒙古等地建設飼草交易中心，讓市場參與者提前了解飼草供需狀況，包括本年度所需飼草量、已種植量、缺口規模以及適宜種植區域等信息，方便市場主體進行統籌規劃。

《21世紀》：去年全國兩會你的一個提案是推廣“以種適地”東營模式，加速推進鹽堿地利用，一年過去，目前相關工作進展如何？

種康：從建言獻策的角度看，去年我提交的這一提案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去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農業農村部、國家林草局聯合出臺《關于推動飼草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大力推進‘以種適地’，積極發展鹽堿地種草”作為重點方向之一，被寫入該文件。該文件明確，要將“以種適地”作為鹽堿地綜合利用的主攻方向，堅持宜耕則耕、宜草則草，積極探索不同鹽堿區治理和利用模式。

在我們的實踐成果方面，經過五年實踐，去年我們在東營的“以種適地”鹽堿地利用示范面積已擴大至5000畝。同時，我們還發展出一些先進的單項技術，如在快速烘干技術方面，我們研發出新型烘干裝置，實現日烘干飼草100噸；在青貯技術方面，我們在實驗中發現，相較于食用傳統晾干燕麥草，食用青貯燕麥草，每頭牛每年的綜合效益可增加3000多元。在模式推廣方面，我們開始在新疆布局試點，遵循 “以水定地” 原則，依據可提供的水量確定鹽堿地用于飼草種植的面積。

在去年的基礎上，今年我也在繼續關注這一議題，重點聚焦科技平臺建設以及產業發展方面，希望將現有單項技術轉化為產業化成果，著重解決如何讓這些技術在實際生產環節中真正落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