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 記者王俊 北京報道

技術進步在帶來發展的同時，往往裹挾著風險因素。在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數字空間中，AI換臉、語音合成等技術既拓展了內容生產的想象力邊界，也成為一些不法分子詐騙犯罪的溫床。

“詐騙分子頻繁利用AI換臉、加密通信等技術實施精準詐騙，防范打擊難度越來越大。”今年兩會期間，最高法刑事審判第三庭庭長陳鴻翔在接受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

他強調，技術的發展應當要服務于人類需要，要加強對技術的監管和規范。針對AI深度偽造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最高法將加強研究，會同相關部門及時出臺規范性法律文件或實施細則，完善法律適用。并且，應建立完善的追蹤溯源體系，在深度偽造的創作、傳播等各個環節嵌入可追溯的標識，進而為后續的責任倒查等提供有力線索。 

對于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幫信罪，陳鴻翔表示，會積極出臺專門性的規范性文件，統一裁判標準和政策。

（最高法刑事審判第三庭庭長陳鴻翔 受訪者供圖）

電詐犯罪跨境化、集團化、暴力化 將加強國際合作

《21世紀》：近年來，網絡詐騙在數量、犯罪組織模式等方面有哪些新趨勢?

陳鴻翔：隨著AI深度偽造等技術的廣泛應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這些新技術，不斷翻新詐騙手法，新型騙局花樣百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仍居高不下。近三年來，人民法院審理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其中2024年審結4萬余件8.2萬余人，案件數和被告人數同比分別上升29.4%、26.7%。除了案件數量仍處高位運行外，犯罪團伙有組織化、規?；⒓瘓F化的趨勢亦十分明顯，一些境外電信網絡詐騙團伙形成大型犯罪集團，人員分工配合、流水線運作實施詐騙，迷惑性極強，詐騙容易得逞；同時又以“海外高薪”等利誘、裹挾人員出境實施詐騙，為海外詐騙犯罪集團輸送人力，衍生了一系列關聯犯罪。 

《21世紀》：AI詐騙對司法審判帶來了哪些新的挑戰?法院準備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陳鴻翔：當前，網絡犯罪手段越來越趨向智能化，詐騙分子頻繁利用AI換臉、語音合成、加密通信等技術實施精準詐騙，防范打擊難度越來越大，對司法審判帶來了諸多挑戰：一是案件辦理難度大。隨著作案手段高度智能化、技術化，偵查取證難問題十分突出，部分案件數額查證難，情節認定難，定罪處罰難度越來越大。二是法律規范待完善。規范性法律文件存在一定的滯后性，難以完全適應網絡技術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亟需完善相關法律規范。三是預警防范需加強。詐騙分子蠱惑誘騙大批人員出境作案，涉案人員呈現低齡化、專業化等趨勢，精準預警和宣傳防范工作需進一步加強。

針對這些問題和挑戰，人民法院將積極應對，有序開展以下工作：一是強化法律支撐。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加強研究，會同相關部門及時出臺規范性法律文件或實施細則，完善法律適用，確保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認定更加準確，打擊更加全面，效果更加良好。二是抓好法治宣傳。結合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新特點，有針對性地開展重點宣傳、精準宣傳，增強群眾防范意識和識別能力，讓不法分子無可乘之機。三是加強審判專業化建設。加強審判隊伍培訓，提高法官對案件的把握和處理能力，切實提高辦案水平；加強專家“智庫”等專業力量，為司法審判提供必要的技術輔助。

《21世紀》：近期多起泰緬邊境失聯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關注。您認為該如何應對目前的詐騙案件呈現出的跨境犯罪和集團化趨勢?如何對跨國詐騙犯罪形成更有效的震懾和懲罰?

陳鴻翔：當前，一些詐騙犯罪集團盤踞在境外，利用電信網絡對境內居民實施詐騙，社會危害嚴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針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跨境化、集團化、暴力化等新特點、新問題，我們應注重標本兼治，從防范和打擊兩個層面進一步加大力度：一是注重反詐科技支撐，提升反詐技防能力。要注重加強反詐技術的研發，不斷開發更為先進的防范和預警檢測工具，完善信息通訊行業反詐技術平臺，提高境外涉詐電話識別、涉詐APP攔截封堵能力，不斷增強精準預警能力和技術反制。二是加強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國際合作。要注重推動建立跨國信息共享機制，加強國際執法司法合作，開展聯合行動，打擊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 三是進一步加強法治宣傳。要針對詐騙分子的新手法新技術，推陳出新，用好用足網絡平臺傳播資源，針對易受騙群體開展重點推送，不斷增強法治宣傳的精準性、實效性。

下一步，人民法院將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在堅持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依法從嚴懲處總體方針前提下，明確打擊重點，加大精準打擊力度，用足用好法律規定，集中力量審理好一批大要案，堅決震懾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規制深度偽造技術 建立完善的追蹤溯源體系

《21世紀》：“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已被用于詐騙、色情敲詐等犯罪行為。部分國家已對該技術單獨立法加以規制，您認為我國在規范深度偽造技術發展時，應該優先關注哪些問題?

陳鴻翔：對于深度偽造技術，一方面在技術層面，要加強對這種技術的安全研究，鼓勵技術開發的透明度，配套更為先進的檢測和防范技術，確保技術不被濫用；同時，應建立完善的追蹤溯源體系，在深度偽造的創作、傳播等各個環節嵌入可追溯的標識，進而能夠為后續的責任倒查等提供有力線索；另一方面在法律層面，要及時跟蹤研究深度偽造技術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適時出臺規范性法律文件，不僅從正向確定深度偽造技術在不同場景下的合法使用邊界，也要從反向明確深度偽造技術相關違法犯罪行為的認定標準，確保深度偽造技術發展規范化、可持續。

《21世紀》：近些年來，網絡暴力頻繁發生。有聲音指出，司法實踐中，網絡暴力侵權行為屢見不鮮，刑法規制相較于民法不足。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法院對于懲治網暴行為有何建議，比如是否考慮強化刑事手段？

陳鴻翔：近年來，在互聯網技術和產業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受“流量經濟”刺激，網絡暴力事件頻發，嚴重侵害公民人格權、名譽權，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嚴重破壞網絡生態。針對網絡暴力行為人侵犯公民名譽權、隱私權等，被害人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訴訟，或者提起刑事自訴。由于網絡侮辱、誹謗有一些明顯區別于傳統侮辱、誹謗的特征，致使刑事自訴難、取證難、打擊難等問題更為突出。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視打擊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會同相關部門先后出臺《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等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意見，明確網絡侮辱、誹謗的認定標準、公訴條件以及自訴轉公訴程序等，全力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同時，我們認為，網絡暴力行為類型復雜多樣，危害程度各有差異，要著力健全完善網絡暴力綜合治理體系，綜合運用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種手段，促進網絡暴力多元共治。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將重點抓好相關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貫徹落實，依法審理好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案件，發揮好運用好典型案例的警示、引導和指引作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網絡生態。

出臺專門性指導規范 統一幫信罪裁判標準和政策

《21世紀》：幫信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案件近年持續高發，有聲音指出，幫信罪的犯罪群體低齡，社會認知不足等問題突出，比如許多幫信罪群體為高中生、農民等。就您的觀察，幫信罪案件呈現何種趨勢？人民法院在辦案中如何加強治理？

陳鴻翔：當前，幫信罪犯罪群體除呈現出低齡化和學生等群體涉案較突出等問題外，還呈現出犯罪鏈條化、層次化、智能化特征明顯，犯罪組織形式、手段、方式升級快，犯罪類型以涉手機卡、銀行卡的“兩卡”案件為主等特點和趨勢。人民法院在辦理幫信罪案件過程中從多方著力，堅持懲治與預防相結合，注重源頭治理和綜合治理，通過以下工作和舉措積極加強對此類犯罪的有效治理：一是積極出臺專門性的指導規范，統一裁判標準和政策；二是推動優化行刑銜接機制，積極構建多層次懲戒處罰體系；三是持續加強部門協作配合，共同推動幫信罪的源頭治理和綜合治理；四是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營造全社會共同參與治理的積極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