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全國兩會報道組 柳寧馨 邊萬莉 北京、杭州報道  

“科技創新”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熱詞。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具體看，要發揮科技領軍企業龍頭作用,  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完善中央財政科技經費分配和管理使用機制。健全創投基金差異化監管制度，強化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快發展創業投資、壯大耐心資本。

聚焦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話題，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三學社市委主委羅衛紅帶來了《關于支持構建企業牽頭的創新聯合體科技金融體系 促進科創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建議》《關于支持杭州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深化改革、提升科創金融服務能力的建議》等。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三學社市委主委羅衛紅，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兩會期間，羅衛紅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科技金融面臨難題，本質上是科技金融供給與科技創新需求之間的結構性不平衡，只有通過“政策松綁+市場創新”雙輪驅動，才能真正激活早期投資活力，釋放知識產權價值，實現科技金融向“新”求“質”。

政府投資基金更多是先鋒隊而非主力軍

《21世紀》：你在建議中提出，企業牽頭的創新聯合體是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有效載體，需要有效科技金融體系支持。有效的科技金融體系應當包含哪些參與主體？

羅衛紅：企業牽頭的創新聯合體是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有效載體，是貫通“政-產-學-研-用-金-介”創新鏈的重要抓手。科技金融作為服務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資本要素，是極其重要的支撐點。建議至少包含七方面的主體：各級政府部門、科技企業、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創投基金、資本市場、投資機構、中介服務機構。

例如，各級政府部門需要在更貼近市場需求的基礎上積極有為，對科技金融創新業務提供補貼，設立政府投資基金引導社會資本為早期風險科技項目提供支持，不斷優化完善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內的營商環境，搭建科技金融信息信用共享平臺等，引導金融資源向科技創新集聚。

《21世紀》：這里面政府投資基金的定位是什么？如何打破國企“沒能力投”和“不愿投”的困境？

羅衛紅：我認為政府投資基金更多是“先鋒隊”而不是“主力軍”，發揮引領帶動作用，要聚焦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市場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薄弱環節，吸引帶動更多社會資本，支持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因此，撬動引領，才是政府產業基金的定位和使命。比如杭州市，從2008年開始堅持做母基金，依托市場化專業機構，投資了兩千多家科技初創企業，有效地發揮政府引導基金作用，在厚植杭州創新創業最具活力＂黑土地＂方面提供了科技金融的滋養。

我認為要做好耐心資本，要做好兩方面。一方面，做好能力儲備。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是資本市場高度發展的結晶，“藝高人膽大、膽大藝更高”，需要國企加強能力儲備，建立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投資隊伍。另一方面，做好合規建設。國企行為受企業國有資產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暫行條例等制約，對國有資產增值保值有著剛性要求，需要進一步加強合規制度建設，確保真正做到安心投、大膽投，有章可循、有據可依。

解決不敢投、評估難痛點，激活早期投資活力

《21世紀》：當前，科技金融仍然面臨著“早期投資不足”等難題。亟需突破的政策障礙是什么？

羅衛紅：當前科創金融面臨難題，本質上是金融資源與科技創新需求之間的結構性錯配，只有通過“政策松綁+市場創新”雙輪驅動，才能真正激活早期投資活力，釋放知識產權價值，助力貫通科技-金融-產業良性循環。

結合行業現狀和政策導向，亟需突破的是健全創投差異化監管機制和市場層面的知識產權流轉體系，解決“不敢投”痛點。 

一方面，要解決耐心資本系統性問題。早期投資風險高、周期長，需要“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同頻共振。例如，國家正推動設立“航母級”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引導金融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政策層面還需就基金差異化管理、考核評價、盡職合規免責等監管難點痛點出臺具體操作辦法，解決政府產業基金投早、投小、投長期的后顧之憂。

另一方面，要強化資本市場對早期項目的支持。調研來看，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社會資本，當下遇到最大的困難是退出難問題，進而導致投資時顧慮重重。需要暢通早期投資的退出渠道，加大并購基金投資力度，讓投資人建立更為正面的投資回報預期，促進早期投資市場化投資的良性循環。

《21世紀》：市場方面的障礙又有哪些？

 羅衛紅：市場層面，建立知識產權價值評估與流轉體系，解決“評估難”痛點。

一方面，要推動知識產權評估標準化與市場化。建議由政府牽頭制定統一的知識產權評估指引，引入第三方專業機構（如技術交易所、專利評估公司），結合大數據和AI技術開發動態評估模型，量化技術的市場前景、專利壁壘等核心要素。同時，建立全國性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實現專利、技術的掛牌交易和質押融資，形成公開透明的定價機制。另一方面，要創新知識產權融資工具。建議推廣知識產權證券化（如專利許可收益權ABS）、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風險補償基金等模式，鼓勵銀行與擔保機構合作開發“知識產權+股權+債權”組合融資產品。

上述問題的解決還有賴跨部門協作和生態系統的完善。例如，建議人民銀行將“科技型初創企業”納入扶持的科技企業統計范圍內，建議統計部門要進一步明確“科技型初創企業”的統計口徑。在此基礎上，人民銀行等部委可對“科技型初創企業”提供差異化融資政策引導；科技部可聯合金融監管部門建立“科技型初創企業”信息共享平臺，打通企業研發投入、專利申請、政策補貼等數據；稅務部門則可對“科技型初創企業”知識產權證券化等創新業務給予稅收優惠。

激發民間資本積極性重在“賦能”“引導”

《21世紀》：就浙江而言，如何構建企業牽頭的創新聯合體科技金融體系？

羅衛紅：希望能在五方面給予浙江支持：一是國家級基金和央企基金加大對經濟大省投資力度，提升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二是利用超長期特別國債在浙江試點設立支持創新聯合體的產業基金；三是支持設立國有科技小貸公司，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允許地方國資通過國有全資的方式，在不增加杠桿的前提下，組建普惠讓利性質的科創小貸公司，服務地方科創企業；四是支持開展政府投資基金盡職免責細則探索；五是支持以科技專項經費開展“先投后股”試點，精準扶持梯度培育企業牽頭的創新聯合體內部的科創企業。

 《21世紀》：浙江市場經濟活力足、民營企業發達、經營主體多，科技成果應用轉化快的優勢非常明顯。浙江高質量發展科創金融有哪些優勢和條件？如何激發浙江民間資本投資科創的積極性？

羅衛紅：浙江的優勢在于民營資本活力強，國有資本有耐心，有投資的意愿、有投資的能力、有可投資的標的，以及尊重市場規律，重視公司治理結構。因此，激發浙江民間資本投資科創的積極性，重點在于“賦能”和“引導”。 

例如，杭州市國資委去年就支持國企與民企合作，聯動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推動合作組建目標總規模30億元的普華專精特新基金落地上城區，合作組建目標總規模22.5億元的元璟人民幣四期專精特新基金落地余杭區，支持全市培育更多的專精特新企業。這兩個例子都充分說明國有資本能夠幫助民間資本提升對投資科創的能力，能夠引導民間資本更加聚焦投資科創企業。

《21世紀》：當前杭州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還有哪些值得探索的改進方向？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哪些難題待解，你有何建議？

羅衛紅：值得探索的方向有很多，例如S基金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的退出機制，股債聯動的科技金融等方面，我重點建議兩個方向的探索。

一方面，支持杭州城商行開展科創再貸款等惠企服務。目前，人民銀行等部委制定的科技創新再貸款政策中僅針對國開行、政策性銀行及全國股份制銀行等開放。上述銀行針對科創（國高新、專精特新）等企業發放貸款享受再貸款優惠。然而，實踐中，地方商業銀行因深植本土，是服務基層科創企業的生力軍和主力軍。建議國家相關監管部門在杭州開展城商行科創再貸款優惠政策試點，支持杭州具備服務能力的優質城商行和農商行開展惠企服務。

另一方面，將特定區域創投企業稅收優惠政策試點擴大到杭州等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目前，財政部、稅務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證監會等已在開展公司型創業投資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試點，對北京市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上海市浦東新區特定區域公司型創業投資企業，實行梯度減免稅收優惠政策。建議相關部委在全國推廣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將創投企業稅收優惠政策試點擴大到杭州等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

此外，我認為最值得破解的難題，一是如何優化國有資本在投資和退出兩個階段的決策機制，使其又能防范風險，又能高效快捷。二是如何更好地響應市場需要，提供多層次接力式的全生命周期科創金融工具，適配不同發展階段的科創企業高質量發展。